明体达用、体用贯通：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方法论意蕴

□ 岳凤兰 王铭康

● 要回答文化的时代之问，就要从历史和文化的深层次去把握当代中国的文化使命，就要从实践路径和方法论层面去推动当代中国的文明复兴。既要解决文化领域“怎么看”的问题，还要解决“怎么干”的问题

● 只有立足自身文明传统，把握时代特质，找准历史方位，才能更好地推动中华文明主体性的理论思考和实践建构，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新跃升，以中华文明之新生机丰富人类文明之新活力

　　习近平文化思想博大精深、意蕴深刻，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习近平文化思想学习纲要》指出，习近平文化思想既有文化理论上的创新突破，又有文化工作上的布局部署，是一个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科学体系，又是一个具有深刻哲学意蕴和实践价值的方法论体系，它所解决的哲学问题是实践与认识的关系问题，其包含中西二重哲学意蕴，这既体现着中国传统哲学的方法论智慧，又彰显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底色。它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创新发展，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智慧的传承弘扬，为新时代文化建设提供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方法论，对于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体用之辨：源于中国传统哲学的方法论智慧

　　“体”与“用”，是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一对基本哲学范畴。“体用”关系主要指的是事物的本体和作用的关系，“体”强调的是内在的本质与根据，“用”强调的是外在的表现与途径。中国传统哲学在论述“体用”的关系时，主要强调了“体用合一”“即体即用”“明体达用”的重要性。“明体达用”的思想体现了儒家的哲学思想，成为中国哲学的重要人文精神概念。“明体”是根本，是宗旨；“达用”是实践，是应用。“明体达用”强调的是思想认识层面与实践应用层面的结合，强调的是认识论与方法论的结合，这一点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哲学精神不谋而合。

　　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面临新形势新任务。在这样的关键时期，如何从思想认识层面与实践推进层面把握当前文化领域的新态势新要求就显得尤为重要。要很好地回答文化的时代之问，就要从历史和文化的深层次去把握当代中国的文化使命，就要从实践路径和方法论层面去推动当代中国的文明复兴。既要解决文化领域“怎么看”的问题，还要解决“怎么干”的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文化建设提升到一个新的认识高度和实践高度，体现了“明体”和“达用”的辩证统一：通过强调“文化自信”的重要性，强调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支撑，强调要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等彰显了认识新高度；通过强调要自觉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强调要赓续好历史文脉和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等彰显了实践新高度。

     “明体”：以“第二个结合”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

　　《习近平文化思想学习纲要》指出，“两个结合”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两个结合”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对新时代文化建设所形成的规律性、真理性认识，这也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明体”一面的体现。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亲自推动的一项重要工作，这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态度和立场，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深刻地总结为“魂脉”和“根脉”的关系。可见二者是相互契合和彼此成就的。

　　“第二个结合”论断从中华文明的延续发展角度更加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解，巩固了中华文化传承与现代发展的主体性，这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明体”之关键所在。我们所走的道路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度融合的现代化之路，是旨在以文化的繁荣兴盛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去努力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现代化之路。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中国道路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没有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哪有什么中国特色？只有立足自身文明传统，把握时代特质，找准历史方位，才能更好地推动中华文明主体性的理论思考和实践建构，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新跃升，以中华文明之新生机丰富人类文明之新活力。

     “达用”：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如果说“明体”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什么”的理论揭示，那么“达用”则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传承发展中“怎么办”的实践明确。“达用”，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古今之间的时代性转换，完成其与当代文化和现代社会相适应和协调的原则、任务和路径等方面的实践方法要求。

　　《习近平文化思想学习纲要》共14章，系统阐述了十二个方面的内容，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达用”，正是需要以这“十二个方面”为实践抓手推动新时代文化建设。“十二个方面”既体现时代要求、实践前提，又蕴含实践的内生动力。

　　其中，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坚持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三个方面关乎方向、关乎旗帜、关乎道路，是本质要求；担负新时代的文化使命、坚定文化自信、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三个方面规定了实践任务和实践前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掌握信息化条件下舆论主导权、广泛凝聚社会共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促进文明交流互鉴，这六个方面指向具体实践目标，是内生动力。由此，“明体”能够赋能“达用”的“十二个方面”从而实现“体用贯通”。

     贯通之效：擦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底色

　　“体用”范畴体现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坚持认识与实践相统一，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方法论底色。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推动理论与实践良性互动，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其本身是“体”，而新时代的文化实践即是“用”。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必须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贯通”，必须实现党的创新理论与党的创新实践的“贯通”。

　　明代思想家王阳明说：“即体而言用在体，即用而言体在用，是谓体用一源。”这里所说的即体即用的观点，表达的就是体与用的统一、体用贯通的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中独具创新性和突破性的文化理论观点，与新时代文化建设的实践举措，不是割裂的、外在的关系，而是相互贯通的、内在的关系。文化理论观点之体决定了文化建设的实践举措之用，“用”体现了“体”。习近平文化思想“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理论品格要求我们坚持体用一致，坚持认识与实践相统一，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实践要求，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不断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

（作者岳凤兰系中央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想政治教育系主任、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中心中央民族大学协同研究基地副秘书长，王铭康系中央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